2021年，恰逢吴昌硕定居上海109周年之际，在浙江省博物馆、西泠印社、上海博物馆、（安吉）吴昌硕纪念馆、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吴昌硕研究会、上海市吴昌硕文化艺术基金会和吴氏后裔延硕堂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下，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汇集了吴昌硕诗、书、画、印等代表作品百余件，在中华艺术宫33米高空展厅为广大中国文化爱好者们奉献了一场精神文化的饕餮盛宴。

张书旂（1900—1957），原名世忠，字书旂，号南京晓庄、七炉居。室名小松山庄。浙江浦江人。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去美国创办画院，讲学作画，后定居旧金山。张书旂勤于写生，工于设色，尤善用粉，在染色的仿古宣纸上，用白粉蘸色点染，计白当黑，手法巧妙娴熟，极见生动，画风浓丽秀雅，别具一格，与徐悲鸿、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其作品曾被美国总统收藏。其取法于任伯年，作花鸟喜用白粉调和色墨，画面典雅明丽，颇具现代感。又得高剑父与吕凤子亲授，形成色、粉与笔墨兼施的清新流丽画风而独标一格。出版有《书

画画开始的时候胆子小一点不要紧，越画到后面胆子越要大，并且要越画越投入。夸张对象特征的时候要走点极端。一定要想办法与众不同，与前辈大师处理手法太像的地方哪怕画得再好，涂掉，换成自己的感觉。

在中国绘画史中，宋代小品画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其以独特的经营位置，精微的笔墨技巧，高雅的格调品味，以及丰富多样的绘画题材，成为中国美术史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小品画虽小，却能小中见大，咫尺之间，传达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和审美意趣，艺术表现力丝毫不亚于大幅绘画。它的兴盛，与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背景密切相关，对后世绘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宋代小品画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朴素淡雅”的美学特征，“格物致知”的求真态度，亦对当下创作人文精神的回归有重要的启示。

漫画艺术是一种上帝和魔鬼都懂的一种语言，尤其是以画面自圆其说的无字漫画艺术，更是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人群间架设了一座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漫画艺术是所谓“节外生枝”的艺术，通过架构于读书文化本体之上的揶揄和谐谑，一幅漫画可以信马由缰地发展出原著鞭长莫及的奇异章节，在个性化的意义上深入延展读书的内涵和外延。

书斋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读书家园和精神殿堂。同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一样，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一代巨匠齐白石，亦喜好为书斋拟取别有意味的名字，并自篆印章，如“借山吟馆”“寄萍堂”“八砚楼”“甑屋”等，或寄托内心情怀，或反映处世态度，或凸显价值取向，显现出他出类拔萃的艺术才华和超凡脱俗的艺术意趣。

版画的原点在于印刷，版画脱胎于印刷的母体，从远古的肖形印一直到今天的电子数码，印刷一直为版画提供着生命的给养，左右着版画的发展。但版画若想独立出自己的艺术价值，则必须厘清印刷的工艺技术与绘画的表现艺术之间的界线，不再以工艺技术为宗，而必须以创造精神为纲。印刷因复数的结果和复制的能力而不断强化了社会共性的使用价值，却同时不断淡化了文化的温床和精神的载体的个性因素，所以成为工具与手段，成就了物性行为的结果，版画今天对这一原点的自觉即要明确其创造的努力与方向，伸张其艺术的主张和追求，肯定其精神的价值与结果，从印

俗话说：“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是按照一定的季节时令活动的，其活动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从春分起到清明前，这一段时间，主要是三种花——海棠、梨花、木兰。

在历代书画名家的笔下，也不乏春分花信的描绘。如宋人笔下花朵偃仰向背的海棠、传宋徽宗典雅工致的梨花、恽寿平清新淡雅的木兰等。

金农（1687年—1763年），男，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因其人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以自封“三朝老民”的闲号，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

当代文化交流愈发密切，呈现大融合之势，我们该如何看待世界艺术，如何做好自己，认识到什么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呢？这也是我们当代从事艺术工作者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试着从东方的角度看西方文化，再从中、西融合的角度谈谈后印象派中的绘画精神与文人画的艺术观之间的“神交”。通过对塞尚绘画中体现精神世界的部分与中国画语境中的文人画内核相比较，来窥探艺术的精神内涵。

此图画武夷山，是元代道士画家方从义为同道周敬堇所作。

牡丹花开雍容华贵、艳压群芳，被誉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历来深受国人喜爱，形成了悠久而独特的牡丹文化。

该画为山水画团扇小品，作者是元代画家朱德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画家徐悲鸿和诗人徐志摩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围绕是否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画家作品的话题，展开了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论争。此后，徐悲鸿又由徐志摩的爱猫之癖，挥毫作画，题跋调侃，演绎了一段不失温情的艺坛雅事。

《夏山甘雨图》轴，绢本，浅设色，173.2×103.8cm，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幅钤有“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藏”、“无逸斋精鉴玺”三方鉴藏宝玺，可知此画是清宫旧藏。画上未题名款，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将其定为《元人画夏山甘雨》轴。

鸡为“五德”之禽，是中国花鸟画的重要题材之一，为很多花鸟画名家所选。鸡亦是张书旂先生钟爱的题材。

恽南田有一则论及笔墨（画）的题跋，我觉得很是精妙，既解释了“笔墨”与“气韵”的关系，同时又彰显了“笔墨”在绘画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作用。联系到当前水墨画创作的一些现象，不妨简而谈之。

中国文人画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审美观念随着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潮、审美理想而不断变化，也随着不同阶段文人画家的生活实践、审美实践、艺术实践而不断丰富。北宋“书画同源”观念的兴起，就将作为书法品评标准之一的“书卷气”引入文人画的审美观念之中，使得文人画面貌焕然一新。

周敦颐之名篇《爱莲说》称颂了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荷花为古往今来诗人墨客歌咏绘画的题材之一，花鸟画家尤对其情有独钟，历代画家画荷花留下了许多佳构墨宝，宋代流传有佚名的荷花佳作，著名的有《太液荷风图》，南宋画院画家吴炳的《出水芙蓉》等，还有八大山人、徐渭、陈老莲等笔下的荷花，或水墨淋漓，或枯笔飞白，古拙淡雅，别有风致。

文从简（1574-1648年）的《水面闻香图》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纸本，设色，本幅纵106.8厘米、横34厘米。据《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该画用纸为明代名纸宣德笺。

鲜花于人，可欣赏、可装饰，滋养心灵，陶冶情操。自古世人皆爱花，至宋时更甚。那个热气腾腾、繁华文艺的时代，有茶酒有歌舞，勾栏瓦舍，夜市酒楼，诸般市井杂戏……但，更是一个鲜花遍地的世界。司马光形容花市“车如流水马如龙，花市相逢咽不通”，李清照于“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东京梦华录》有载：春天，北宋汴梁，“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

此为清代女画家吴应贞所绘《荷花图》轴，画面描绘荷塘一角。五柄荷叶，亭亭如盖，错落支起整幅画的块面。有风吹来，荷叶翻卷出动感的翠绿，撩出叶片后的四朵羞颜。荷花红彤彤的，敷色艳丽而不浓腻，如嫣然的笑，美得可喜。视觉从右下角出发，逆时针上移，几乎可以看到荷花从冒出花骨朵到发育成莲蓬的“全生命周期”。高处那朵花，一瓣将落未落，恰似红妆花旦将身子婉然一斜，玉臂轻划，款款递出水袖，袅袅荡着余韵。

菊花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别的象征。中国人自古爱菊、崇菊，与民族文化传统一脉相承。首先是象征人的正直，崇尚高雅与清净隐逸。自晋陶渊明赋诗“釆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始，人们在认识菊之坚韧、孤傲冰清的气节上趋于一致，并且将菊花与梅、兰、竹一起列为“四君子”；其次，菊花也被一些文人与诗家作为伤感的抒发对象。比如李清照诗曰：“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她思念丈夫之情已浸入菊香中；再者，也因为九九重阳与菊花九月盛开的巧合，菊花寓有吉祥高寿之意，受到普遍重视。

清咸丰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留作日后垒砌“甃基”（墓壁）用。村民清除该石上的泥土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来辨识。周世熊根据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商量运回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