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松：绘画是一项快乐而又艰辛的事业

发布时间：2022-11-16 14:59:53 关注人数：

　　刘国松(1932-)，生于安徽，祖籍山东青州。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美国爱荷华大学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台南艺术大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先后获得“台湾文艺奖”“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及中国文联荣誉委员称号，出版画集多部。

　　凡是喜欢画画的人，绘画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画画时可以忘掉一切烦恼和种种不愉快的事，也可以减少胡思乱想和繁杂的欲念，有修身养性、陶冶人格的作用。如果要把绘画作为终身的事业的话，它又是一条非常艰苦的旅程，是需要不断的努力、坚强的毅力、超群的想象、远大的眼光、伟大的抱负、过人的才智以及时代的责任感，任何一个成功的历史性画家，没有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我自小就热爱两门功课，一是图画，一是国文，我喜欢画画，同时也爱看书。记得在小学四年级时所画的铅笔画，就被老师拿到五六年级的图画课上去给他们看;五年级时我所写的一篇作文《流亡五年》，被老师送到湖南祁阳的《梧溪日报》，刊出后曾赢得了不少人同情的眼泪和信函。这两条平行的志趣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有所消长。

　　刘国松《绘画是一项快乐而又艰辛的事业》原手稿

　　我生长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和穷困的家庭，父亲是山东人，年轻从军，参加北伐与抗日战争，1938年当我六岁时，为了抵抗日寇的侵略而战死沙场。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二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东奔西逃地最终仍然避免不了受铁蹄的践踏，被俘后，母亲省吃俭用，所仅有的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亦被日军抢劫一空。在八年抗战之中，我上山砍过柴，母亲在被服厂做过工，吃过盐水泡发了霉结成霉块的玉米饭。逃难时曾有过三天没吃东西，冻的睡不着时母子三人抱着默默流泪。妹妹也就在缺乏医药治疗的情形下而夭折，真可谓家破人亡了。也许就是这种生活自小把我锤炼成不怕艰苦的坚强个性;也许就是因为这样，让我觉得世上没有什么可怕而大不了的事情，任何外来的打击，对我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我坚信一个原则：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获。只有真正的学术和才能是永远打不倒或被抹煞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我14岁时在武昌读初中二年级，每天上学时都要经过胭脂路上的两家裱画店。放学时，我总是在这两家裱画店里花去很多时间，看那裱在墙上而经常更换的画，流连忘返。日子久了，其中一家老板就开口问我这、问我那了，知道我家境穷困，喜欢画而无力学时，就拿了些零碎的纸张和旧毛笔给我，叫我回去画了之后给他看。从此我就画起国画来了，老板给了我不少指点，也不断地供应我笔墨纸张。他就是我启蒙的老师，他那稍嫌肥胖的音容，至今难忘。前两次再回到武昌打听时，裱画店早已不知去向，张老板——我的恩师也不知还在不在人间了。

　　刘国松指尖触碰天堂纸本设色 152.1cm×76.4cm 1967年

　　二年级的那个暑假，我像发了狂似的每天画，母亲都有些担心了，可是我却不停地得到老师的赞美与鼓励，这种快乐是母亲也难以想象的。也就因为此，后来我到南京遗族学校读初三时，就开始被老师们称作小画家了。我的画被学校裱好了，挂在学校的公众场合，那种荣誉感与满足感是很难形容的。

　　从我进入小学时起，八年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在一个地方住上过一年，从来没有好好地读过一年书。(抗战)胜利后，我非常想念书，因此十分用功。也就因为想读书，所以只身跟随着遗族学校迁到台湾，高中一年级时，由于数学成绩好而被编入“理科”班，但是我真正喜爱的还是“文科”——绘画和文学，并且早已决定要终身做一位画家。于是就在导师的鼓励之下，在读完高中二年级后的1951年，即以同等学历考取了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正式走上了绘画之途。

　　我之所能考进艺术系，除了通过学科的考试之外，美术科主要是中国画的优异成绩录取的，因为我从未画过木炭素描，更未接触过西洋绘画。但是到了二年级，一旦接触到水彩和油画之后，立刻被其强烈的色彩与活泼多变的技巧与笔法所吸引，反倒觉得国画的千篇一律而缺乏活力，过去对它那种形式的完美与笔墨的趣味的陶醉和迷恋，至此已变成了失望而感到厌倦了。于是从1952年起，我就将全付精神投入到西画的研究上去了。

　　刘国松地球，我们的家之七纸本设色 99cm×138cm 2008年

　　由于我每年只靠极少的抚恤金来购买颜料用具，我又不愿意把时间贱卖浪费在做家庭教师或替人画广告上，所以画不起油画(我的油画箱都是朱德群老师送的)，只有画水彩了，也就因此，在毕业之前的艺术系美展中，我获得了水彩画第一奖，同时又得到国画第三奖。最后以总成绩第一名由师大艺术系毕业。

　　当我去中学实习，第一次一下子领到两个月的工资时，我几乎全部买了油画颜料，从此又放下了水彩材料，猛画起油画来了。

　　大学四年级那年，我们有几位同学一起送作品去参加“全省美展”，结果全部落选。深感台湾美术界的门户之严、保守恶势力之强，使人寒心。毕业后如欲在艺坛有所作为，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不可。因此，在实习期满后的暑假，我即与同班的三位同学，一起在母校的教室内，举办了一次“四人联合画展”，随即成立了“五月画会”，第二年(1957)的5月就正式展出第一届。随即“东方画会”亦于11月正式推出，揭开了台湾的画会时代，发起了现代艺术运动，掀起抽象画的论战，使原本死气沉沉的艺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朝气，形成了新生代的茁起。这说起来已是36年之前的事了，去年(1992)12月，台北时代画廊还特地举办了一次“东方·五月画会35周年纪念展”，以纪念这一新时代的来临。

　　当我发起成立“五月画会”之初，虽然已为自己写下了以下的一个座右铭：艺术的本质是创造，艺术的目的在表现;艺术的内容跟时代，艺术的风格重个人。

　　刘国松日之蜕变 1973年纸本水墨 84cm×58cm

　　但是我对创造的观念，仍是模糊不清。那时只看到传统画家们的保守，没有发现跟随西方现代艺术新潮的不当。由于见识不广，学识的浅薄，总以为模仿了一种西洋新创的，而台湾还没有的所谓的“新”风格，就自认为思想比别人进步，作品比别人具有现代感，而目空一切，骂保守画家不求长进，不知创造为何物，就这样地在无知与浅薄中过了三年。到了1959年第三届“五月画展”之后，才觉悟到自己五十步笑百步的幼稚时，才又大声疾呼：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

　　那时我已省悟到，作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画家，必须认清自己的方位与坐标，全盘西化和死抱传统都是错误的，于是一种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促使我以倡导中国现代画，创建属于20世纪中国绘画的新传统为己任。我们都知道艺术来自生活，而我们既不是生活在宋朝或元代的社会，也不是身处纽约或巴黎的环境，我们实际生活在目前的时间与空间交叉的四度空间里。这时间是四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统，这空间是受西洋现代文明冲击的台湾社会。这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要想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特质，就应该一面从中国文化的旧经验中，有认识地选择保留;另一面又从西洋现代文明的表现上，有认识地选择吸收，创造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个人新画风，这就是我30多年来追求的目标。

　　刘国松地球—我们的家镜心 1959年

　　我开始走中西合璧的路子，那时，我确信民族性的表现在于精神，而不在于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我欲利用西洋绘画的材料来表现水墨泼洒的趣味，这样画了两年，随后建筑上的一种材料运用理论点醒了我。建筑上认为：无论运用任何材料，都应该将其特性发挥到最高的境界，不可用一种材料去代替或模仿其他材料的特性，否则就是作伪、就是欺骗。于是我反省之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我已驾驭纯熟的油画，重拾丢了七年之久的纸墨，这一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经过了西洋抽象绘画洗礼之后再回到水墨上来时，决不可能再回到那传统的老套，为了找寻一条新路，我试验过许多不同的纸张和技巧，创作了各种不同的“拓墨画”(这是我杜撰的名词)，直到1963年我发明了自己的纸(后来被称为刘国松纸)之后，我的个人风格才真正地建立起来。当时的那种喜悦与兴奋的心情，恐怕只有生第一胎孩子的母亲才能体会得到的吧!

　　刘国松树正群海 2005年

　　我在重返水墨画的道路之后，对中国的绘画史做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寻找那阻碍中国绘画发展已70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最后我发现是因为元代以后的画家对“笔墨”的误解，在“皴法”上没有任何创造。宋元文人画家所一再强调的“笔墨”，在我看来，“笔”即是毛笔在画面上走动时所留下的痕迹，“墨”即是墨色在画面上所在达致的渲染效果。换句话说：“笔”就是“点和线”，“墨”就是“色和面”。“皴”就是“肌理”，“皴法”就是“制作肌理的方法”。如果以现代人的看法，点、线、面、色与肌理，并非一定要用“笔”来做不可。所以我在1964年写过一篇《谈绘画的技法》的文章，并提出“革笔的命”的主张，以唤醒国画家们由古人“笔墨”的教条中和“皴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受到各方面的指责与抨击。又是经过30年来不停的宣扬与实践，不但得到国内画家的支持与相应的发展，而且更获得评论家与美术史家，乃至社会人士的普遍接受——中国画是可以不用毛笔而用其他工具和技法来表现与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