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目前而言,画家群体中缺少的是对艺术的真诚。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书看得再多,也没用。技巧把握得再好,也没用。
几十年前“文革”结束之前,艺术太多地受政治的干扰。“文革”结束以后,艺术相对摆脱了政治的干扰,可是又过多地受到商品经济的干扰,过多地考虑利益,看重一些与艺术不太相关的东西。

名利很容易看到,像一张画卖了多少钱,给你一个什么头衔。而艺术本身的东西却要慢慢体悟,这很困难。因为它不是可见的,不是有形的。何苦去干这种吃力而又不讨好的事情呢?
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做,起码很多年纪比较轻的人,不太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艺术真正有意思的就是这点,缺的就是这种东西。

就像卡夫卡在他的笔记里说的,你问他为什么要写作?他说了一句很躲闪的话,他说“迫于内心的压力”,就是自己憋着特别想写,就写了。
我觉得,目前不单单是绘画,其他的艺术门类,迫于自己内心的压力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相对小或是相对浅。

王朔也好,莫言也好,他们刚拿出前几篇的时候,这种感觉更重一些。后来成名之后,很少看到他们相对迫于自己内心压力写出来的东西,更多是应酬社会上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读书也好,文化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对生命的态度。一个艺术家不种棉花,也不种稻子,他有吃有穿,凭什么?其实他贡献的应该是他比其他职业更真诚、更纯粹的一种生命态度。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塑造自己的生命态度。

文人画是通过毛笔,直接把心灵感受的东西表达出来。比方讲,有的人的笔墨很讲究、很严谨,就能反映出这个人的处世风格、人生态度很严格。有的人很冷涩,不喜欢世人褒奖;有的人很自我;有的人很平淡、清高,不是他画的一棵树平淡或者清高,完全在他的运笔、用墨中表现出来。

笔墨直接表现为反映心情的一种载体,并不在于题材、形式等这些东西,而在于笔墨本身的轻重缓急、干涩浓淡等境界,来塑造自己的艺术形象,反映自己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这是文人画最重要的东西。假如把这些东西去掉,就不能叫文人画。

我一直认为画画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画到什么程度。题材只能作为一个事由,借这个由头提高一下大家的兴趣,如此而已。你去画现代城市也好,画古代农村也好,画青菜也好,画萝卜也好,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载体。
就像唱歌一样,你唱《好一朵茉莉花》好听,唱《康定情歌》也会好听的。你去唱一棵草、一朵花,并不是说如果唱一朵花好听,大家都去唱花,不去唱草,我觉得没必要。题材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你发自内心对这个旋律、这个音调有兴趣,你就去唱好了。

历史上很多艺术家,我们认为他们生前很寂寞,其实不是。他周围都是些质量很高的小圈子,有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们互相滋养。
我曾经跟一个德国的朋友说梵高,那时候没有人说他画得好,他还画得那么热情。朋友说你弄错了,我那德国朋友的外婆是印象派的画家,跟梵高关系很好。

他说你不知道,在圈子里,所有印象派的画家,包括有的名气已经很大的,都非常崇拜梵高。梵高的画他们非常喜欢,这肯定给梵高特别深刻的鼓励、深层次的认同和肯定,梵高才会这么热情洋溢地画下去。类似像八大、石涛、青藤等等,他们在朋友圈子里地位都是非常高的,这肯定在滋养着他。

画一无是处的画是我一直梦想的事,假如有一天真能画出来,我就真的太牛逼了。
你有权不按照循规蹈矩地样子画。随意画,警察也不会来抓你。

笔正了以后,随便什么破笔,都会有锋。先正着拿,就跟一个兵器一样,一根棍子或者竹竿,你横着扫没有多大力量,直着戳,都受不了。
还有,心里有锋很重要,笔已经破了,已经被用得几乎没有水分了,心里还是很从容,姿势也对,那一下他妈的经常会出来很好的效果。飞白啊什么的,意到笔不到啊,全是这样出来的。

我不喜欢看女人穿裙子,就喜欢看女人穿裤子,觉得性感,觉得色情,色情最重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张竹坡说读《金瓶梅》,生仿效之心的是禽兽,生欢喜之心的是小人,生厌恶之心的是君子,生悲悯之心的是佛。不知道老张生什么心,我不敢诘问自己,怕沦为小人或者干脆就是禽兽。

色欲本身确实没什么意思,就像部队里吃的压缩饼干,除非你快要饿死。爱情这事也挺悬,至今弄不懂含金量到多少以上算金。情、色两件事加在一起,话就多了。多到可以去唱、去写、去画,没完没了。
陈村说:“性,就是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说得好。人一般会被两件事“催”、“逼”,一是性,一是命。上海人说话叫“性命交关”,人被这两件事一催一逼,轻则昏头昏脑,重则还会发发神经。甚至于为了性去跟人以命相拼的,古往今来也不在少数。按《心经》的说法呢,色就是空,倒是省心了,也不用发神经了,也不用拼命了,但既然是“有色皆空”了,要命干吗用呢?

如果中国画坛是个戏台的话,齐白石是极老态的模样,带着瓜皮帽,马褂长衫,看上去一点生命力也没有的一个人站在那里。一出场给人印象肯定不好,但是你会突然改变看法,看见他可以像乔丹一样在篮球场上横着飞。他的画有张力,吓你一跳,让你不能以貌取人。
吴昌硕按道理讲是近代写意花鸟的一个所谓大家了,但我个人认为吴昌硕表达出来的这种人文境界是很差的。吴昌硕也算比较倒霉,假如没有齐白石,他可能聊备一格,因为突然出了个齐白石,他的作品就变得整个没有意义了。吴昌硕花鸟的画法,就好比是一件外衣,穿在吴昌硕身上是俗不可耐,不能看,同样的外衣突然到了齐白石身上以后,非常好看。

宋徽宗赵佶是个败家子。他是一个非常差的皇帝,政治上一塌糊涂,又低能又胡搞,但他在艺术上确实有非常大的才能。他不单自己画得非常好,还组织和奠定了中国绘画的基础。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恰恰是这些败家子留下来的文化成果对今天的人类来说非常重要。
赵佶还有一个“老前辈”就是李后主了。这也是一个“白相朋友”。他们不像成吉思汗那么彪悍,那么痛快,成吉思汗痛快到公然声称“男人的快乐就是杀死敌人,抢夺他们的财物,蹂躏他们的妻女”......这个“英雄”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呢?李后主、宋徽宗们玩垮了一个国家,却把中国的诗、画妖魔化了一百倍。从此,中国的诗、画就像一个黑洞,除非你不去靠近,一旦靠近,很难不被迷进去,一直快活到要去死。

眼下这个时代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肥硕”。上了一大盘肉,觉得肉挺多的,但吃起来每一块都不是味道。对于中国文化,今天真的只剩顶礼膜拜的赞叹。中国的文化人越来越只玩他们自己的,越来越使文化和民间脱离。
一个民族,老不让它在自由、温润的环境里,审美的气质就会弱化。不懂审美,光知道赚钱,那这民族挺可怕的。以前,我们骗小女孩,想讨好她,只要背三首唐诗,她就感动得要命,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现在你不给她洋房,不给她汽车,她理都不理你。种群如果都变成这样,确实挺可怕的。

目光短浅的政府,可能只看到文学的利用价值,而稍微有点长远目光的就知道,文化不仅仅是文学这种白纸黑字的拍马屁。在整个历史时期,为了安定、繁荣、和平,普通的文化建设都非常重要,比如诗词,比如绘画,比如纯欣赏性的作品,不仅仅是字面上的东西,不是表面上的歌功颂德。

稍微有点眼光的统治者,肯定非常重视这个,绘画能起的作用就是这种。且不说一张画、一件瓷器就能反映这个朝代是兴盛还是败落,强大还是弱小,就连一枚钱币的质量,也能显出气派如何。所以真正有点眼光的统治者,肯定不会忽视这些问题。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更加宽容,兴趣和价值取向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各种价值取向都有比较自由的生长空间,尤其是艺术,在审美上面要有更加丰富的样式。当更加丰富的价值取向出现的时候,社会就会变得更美好一些,或者说更深刻一些,而不是单纯的赶时髦,也不是单纯的装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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